23日下午會議的最后，湖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湖南大學郭偉民教授向與會代表做了《我們從未面臨如此機遇》的總結發言。他在發言中總結了中國考古當前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機遇，系統闡述了2020-2021年湖南考古的成果，呼吁我們考古人在新的一年里，在中國考古新的一百年里，以堅定的信念，激蕩創造偉力，昂揚奮斗決心，繼續努力奮斗！現全文刊發如下。

湖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郭偉民教授總結發言

我們從未面臨如此機遇

——2020-2021年湖南考古匯報會總結發言

郭偉民

一年一度的湖南考古匯報會已經開了30多年，這一次比較特殊，是兩年合在一起開，將兩年的考古成果一起匯報，而且采取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類似的會議已經輕車熟路，見怪不怪了。

但是，本次匯報會很重要。說重要，是因為當前的考古，面臨百年未有之大機遇。

一是考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了一場以考古為主題的集體學習，這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66次集體學習唯一的一堂考古課。在這堂課上，習近平總書記就考古工作發表重要講話，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考古從未遇到如此關鍵的時期。2020與2021年，是踐行總書記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開局之年，是“十三五”與“十四五”交接之年，是中華文明探源與考古中國實施之年，是中國考古百年的辭舊迎新之年，是考古單位大擴編與機構大改革之年。每一項都非常重要，每一項都百年不遇，但卻讓我們榮幸地都遇到了！在這樣的關鍵時期，考古工作者責任重于泰山，湖南考古人就更應主動承擔責任，更應取得更大的成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不是口號，而是要落實到我們每一項具體工作中去。

這次匯報的2020—2021年湖南考古的成果，大致可以分為這么幾個階段。

（一）史前時期：史前時期的考古對象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早期階段的考古遺存，湖南史前時期的考古工作任務是研究湖南地區史前社會復雜化和文明化過程，闡釋湖南在這個過程中的貢獻與地位。

這兩年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績。比較突出的是澧縣雞叫城、華容七星墩、澧縣孫家崗遺址，澧縣高堰村墓地等。

雞叫城遺址的考古解決了聚落布局與聚落群演變的歷史過程，考古發掘揭示了大型建筑臺基和超大型木構建筑遺存，F63是迄今為止保存最好，結構最清晰、面積最大的史前木構建筑遺跡，是中國百年考古的首次發現。到過現場的考古學家和建筑學家都認為，F63是從未見過的珍稀性的新建筑類型，它不是單純的干欄式建筑，而是一種新型的木構建筑形態。雞叫城的發掘也揭示了雞叫城聚落群由城址本體、三重環壕、平行水渠、稻田片區組成。二重環壕外坡以內為64萬平方米，三重環壕內面積達100萬平方米，聚落群面積達10平方公里。在這個范圍內，從彭頭山文化到肖家屋脊文化的演進連續穩定，沒有缺環。這是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社會連續了將近6000年的演變與進化，幾乎演繹了中國史前社會文明化歷史的全部過程。

七星墩城址及聚落群的考古與調查有重要收獲，這個城的形狀特殊，不同于澧陽平原的城頭山和雞叫城，似乎與走馬嶺古城在結構上頗為類似。調查發現的石家河文化時期窯址，造型特殊，兩個窯床共用一個操作間，有一定的長度和坡度，這類窯址還在華容多處遺址中發現，顯然不是特例，這是否就是長江中游龍窯的早期形態呢？

孫家崗遺址居址區的考古發現了多種形態的建筑遺存，其中F13的開間、回廊、朝向等，具有重要價值，在長江中游從史前到商周時期的建筑形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孫家崗墓地的土坑墓及葬俗，與高堰村墓地有明顯的傳承關系，似乎還與城河王家塝墓地屈家嶺文化墓葬有某些關聯。這樣看來，從屈家嶺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再到肖家屋脊文化的孫家崗類型，在葬儀上有一脈相承的關系。這種關系的背后是人群的延續，還是文化的涵化？流行這類土坑墓的葬儀與肖家屋脊甕棺葬儀之間，又反映了什么樣的邏輯關系呢？在距今4000年前后最早中國形成的關鍵時期，長江中游又是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和途徑融入中國的呢？這都是很重要的學術課題。

（二）商周時期：前段，商-春秋時期。這個階段的重要工作是汨羅江流域的考古，這個流傳屈原故事和比屈原更早的文王遷羅國故事的汨羅江，這個流傳杜甫故事和彌漫著藍墨水上游文化氣韻的汨羅江，不斷有新的發現刷新人們的認知。野貓咀遺址銅觥、銅壺的出土就沖擊著公眾的眼球，這兩件銅器具有長江流域商代晚期銅器的典型風格。黑魚嶺墓地發現6座商代晚期墓葬，都是狹長型墓，是湖南第一次發現完整的商晚期時期墓地。這樣的發現再一次證明晚商時期湖南與商王朝的關系。羅城遺址城址內的發掘和小洲羅的發掘，最早的遺存到了春秋中期，為楚文化入湘提供了證據。長沙湄子灘遺址發掘出土了春秋晚期的楚文化遺物，足以證明楚人進入長沙地區的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這也為重新認識瀏城橋一號墓的年代提供了佐證。

后段，戰國時期。這個階段比較重要的考古工作有漢壽老墳山、桃源桃紡工地、益陽十字山、大海塘、攸縣楓樹塘墓群，攸縣里旺古城。此外，長沙市區內也有些發掘工作。湖南在東周時期是楚文化南漸的時期，是湖南楚國化時期。但正宗的楚文化在湖北，戰國時期湖南地區多元族群與文化是比較明顯的。所以湖南楚文化有自身的地域特色和多元文化因素，比如桃源出土活動寬格短劍，里旺城出土米字紋印紋硬陶。大致而言，歷史時期湖南與湖北的差異和傳統就是這個時期奠定的，湖南的地域文化叫湖湘文化，湖北地域的文化或曰荊楚文化。不管怎么，東周楚文化對于湖南的作用是開天辟地的，楚文化對湖南的占據與覆蓋，將湖南拉入國家文明的序列，從此湖南從華夏邊緣進入了華夏內陸，湖南也是在這個時期才完成了其中國化和華夏化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經過了反復，包括五溪蠻地區在內的湘西地區，其文化的區域傳統就一直強烈地保持著、折沖著。

（三）秦漢—六朝時期： 秦漢王朝建立，湖南正式成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漢壽老墳山、益陽十字嶺、黃家坡、大海塘等地發掘的墓葬，見證了從戰國晚期到秦、西漢、東漢多個朝代的更替和演變。我們觀察到，在這演變過程中，墓葬內器物形態、種類與組合的變化明顯晚于朝代的變化，文化習俗相較于朝代替換的滯后性再一次得到證明。但在地區的中心，比如長沙國的所在地長沙，其變化卻基本是同步的。這也再一次印證羅城及大畈遺址東周陶器的差異規律——政權的變化速度以及政權中心文化習俗的變化速度要明顯快于邊緣和外圍地區，而在這個時期，外圍就往往繞開中心建立起自己的關系和貿易網絡。

戰國秦漢—六朝時期，沅水流域的武陵郡和湘江流域的長沙郡是湖南兩大政治中心，分別是歷代郡、州、府治的所在地，歷代王朝對這兩地的管理也是有差異的。從西漢晚期開始，沅水流域所在的湘西地區五溪蠻開始活躍起來。保靖和溆浦墓葬的發掘，顯示了不少不同于湘江中下游的文化因素。而湘江上游，包括永州和郴州南部，實際上也是蠻族居住的地方，因此，也與以長沙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不一樣。藍山五里坪墓地、臨武渡頭古城的發掘，也提供了不少新的信息。

（四）唐宋以后時期：這次匯報的材料，涉及這個階段的材料比較豐富。不少大型墓地的發掘基本上是從楚漢一直延續到明清。特別突出的還有長沙的城市考古，大量唐宋及其以后的遺存被發現，像恒大珺璟府、識字嶺宋墓、培元橋五代至宋朝的建筑遺跡、使院遺址等都是比較重要的考古發現。關于城市考古，還要說一點。我們的城市考古今后要在確定城市布局、街巷節理、空間功能等傳統目的的同時，要深入發掘城市考古遺存所蘊含的城市生活信息，考古發掘中要盡最大可能地提取信息。比如城市街巷的人們和衙署及其周邊的人們是如何生活的？那個使院的人們和平民居址里生活的人生活是如何的不同？他們喝酒嗎？喝什么檔次的酒？店鋪是如何開設的？分別供應什么物質等等。城市考古非常重要，因為人類的文明史幾乎就是城市史，如何研究城市人的生活和日常行為，對于推動城市考古有重要意義。湖南歷史時期考古就是圍繞城市（城址）考古而開展的，所有戰國秦漢六朝墓地都與城市聯系在一起，湖南城市考古對于研究湖湘文化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湖南考古，當然要研究湖湘文化，但什么是湖湘文化？它是不是一種獨特的地域文化和文化傳統？考古發掘如何見證湖南歷史文化區域傳統的形成？帝國王政體系下的區域如何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這種特征與王朝政治又是什么關系？考古發掘出土的都是物質遺存，它本身是不會說話的，物質文化遺存如何反映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歷史時期考古如何重建古代社會？考古學如何擺脫傳統以文獻導向為本位的證經補史角色？一句話，歷史時期的考古如何與文獻史學整合，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卜憲群先生在最近的一次發言中提到，歷史學要充分學習借鑒考古學的成果，運用豐富的考古材料，在闡釋中國特色歷史發展道路，回答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上發揮作用?？脊艑W要充分學習借鑒歷史學成果，運用歷史學理論與實踐，推進考古學在解釋人類社會組織、經濟發展、思想意識發展演變上的作用。要從話語體系上推進歷史學與考古學的融合。他指出歷史學與考古學學科體系有別，在話語體系上當然也有差異。比如“聚落”、“村落”這些詞，在考古學上和歷史學上的含義就不盡相同。如何從大量無文字的歷史遺跡中歸納總結出概念，從中觀察人類社會的歷史演進，考古學也需要向歷史學學習，將考古成果科學轉化為歷史學的表達話語。

同仁們，中國考古第一個百年之后，又迎來了新的一百年?？脊艑W的地位和價值，需要我們考古人自己去奠定。習近平總書記說，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我們考古人的幸福也要我們自己去奮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我們要有堅定的信念，激蕩創造偉力、昂揚奮斗決心。湖南是一塊神奇的土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所謂西南云氣來衡岳，日夜江聲下洞庭。歷史的重任落在我們肩上，我們責無旁貸。新的一年我們共勉，一起努力，就一定能夠獲得成功！